2025年3月5日深夜，浙江大学材料学院实验室的灯依然亮着，但它的主人再也不会回来。
48岁的刘永锋教授在西安某学术会议现场倒下后的第42天，抢救室的仪器停止波动。
在他离开后，他的妻子拒绝接受捐款，却坚持公开一份触目惊心的“工作时间表”。
这份由行车记录、高铁票务数据和电脑日志拼凑出的表格，向我们展示了科研精英光鲜履历背后近乎残酷的生存之路。
展开剩余88%“他以为自己是永动机”
翻开刘永锋的履历，几乎是一部标准“学霸”的成长史：本硕博均在浙大完成，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后回国任教，承担30余项国家级项目，发表250多篇SCI论文，手握50多项发明专利。
同事眼中，他是储氢材料领域的“拼命三郎”，出差时总带着笔记本电脑在高铁上改论文，凌晨两点的实验室监控记录里常有他的身影。
但没人料到，这份“拼命”最终以精确到分钟的数据呈现。
根据妻子复原的记录，2024年3月至2025年1月，刘永锋实际工作319天，远超法定183天；出差135天中，晚9点后回家的天数占全部出差日，而九点前下班的日子几乎没有。
更残酷的是，或许这样的节奏已持续18年——自2007年入职浙大起，他平均每天工作超14小时，相当于普通人用30年完成45年的工作量。
齿轮咬合的科研机器
在大家想象中，大学教授的生活应是“一杯茶、一本书”的从容，现实却截然不同。
刘永锋的工作表上也许密密麻麻标注着：周一上午组会、下午实验室巡检；周二飞北京参加项目评审；周三通宵修改学生论文；周四清晨高铁赴台州产学研基地……
但是这种高强度节奏居然不是个例。
过去半年至少有3位中青年学者因过劳猝死，包括清华大学62岁核能专家张亚军、华东理工大学60岁教授彭昌军。
科研评价体系的“数字化生存”是重要推手。
一位网友坦言：“现在评职称就像游戏通关，项目、论文、专利缺一不可。很多学者不得不把自己拆成三头六臂。”
以刘永锋为例，年均产出15篇论文意味着每24天就要完成一项研究成果，而这还不包括教学、行政会议和产学研对接。
妻子的抗争与群体的困境
在公开信中，刘永锋妻子有个看似矛盾的坚持：拒绝捐款，但坚持“讨说法”。
这背后藏着的是更深层的诉求——她想要的不是经济补偿，而是对科研生态的集体反思。
“如果顶尖学者都要透支生命，普通科研工作者怎么办？”
这份来自家属的控诉极具冲击力：当学术成就的光环褪去，留下的竟是体检报告上的19项异常指标和电脑里数十个未完成的PPT。
这种挣扎早有先例。
2017年，42岁的复旦教授江素华病逝后网上有人写下“希望后面的人不必如此拼命”；
2016年，39岁的“青年千人”赵永芳猝然离世，同事回忆她去世前一周日均睡眠不足4小时。
中国科协数据显示，博士学历科研人员日均工作9.29小时，远超其他群体，而他们的运动时间不足普通上班族的一半。
健康与成就
医学研究早已证明，长期高压会显著增加脑溢血风险。
肾上腺素持续飙升损伤血管壁，熬夜打乱的生物钟削弱免疫系统。
这些机理与刘永锋的工作表形成残酷对应：他在储氢材料实验中追求的“稳定性”，恰恰是自身生命最缺失的东西。
并非不是高校不实行“强制休息”措施，而是没有从根源解决问题
若某985院校推行“强制休假制度”，相信也有教授凌晨翻墙回实验室被抓现行。
这种“自我压榨”背后，既有“非升即走”制度的生存焦虑，也有学者对学术理想的执着。
正如有学者倒下前对学生说的：“这个方向再有三个月就能突破，不能停。”
破局之路
改变或许需要重新定义科研价值。
德国马普研究所，更注重研究的质量和创新性，而不是单纯依赖论文数量或短期成果。这种“容忍失败”的机制催生了28年磨一剑的催化剂突破。
反观国内，即便某个团队在今年引入AI辅助实验系统，他仍坚持手工复核数据——既渴望技术解放人力，又担心机器误差毁掉多年心血。
真正有用改革在于评价体系。
当“唯论文论”迫使学者追逐短平快课题，那些需要十年深耕的基础研究便无人问津。
刘永锋生前研究是关于储氢材料的长效稳定性，这项可能改变能源格局的课题，最终也许因他的离世被迫进入停滞。
未竟的追问
事件发酵后，网上有出现《我们还要牺牲多少教授？》的反问声音。
回答中，有青年教师自嘲“凌晨改论文时总想起医保卡里的结节”，也有博士生晒出导师连续三年春节值班的记录。
这些碎片化叙事拼凑出的，是整个群体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撕裂。
过度赞美“奉献精神”可能形成道德绑架。
正如网友评论：“当我们敬佩学者带病工作时，是否在暗示健康是种原罪？”
真正的进步不该以生命为燃料。
或许某天杠杆方式投资股票，衡量学术价值的标尺不再是论文数量，而是有多少人能健康工作到退休——这或许才是对刘永锋们最好的告慰。
发布于：广东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