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区：中原文明的史前基础实盘正规配资开户
王文华
作者简介
王文华，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夏商考古发掘与研究。
展开剩余94%摘要
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原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其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渊源、特征鲜明的陶器组合、持久的考古学文化传统和稳定的时空分布范围，在中国史前文化的格局中具有独立的文化区地位，可以称之为河洛文化区。其史前考古学文化特点兼具东方东夷集团和西方华夏集团特征，其性质应该是文献记载的颛顼族团的文化遗存。其文明化进程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是二里头文明的直接来源。河洛文化区是中国史前文化互动交流最剧烈、影响最深刻的地区之一，正是这种深彻的文化开放和兼容，使得河洛文化区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王国文明。
关键词
河洛文化区；颛顼族团；中原文明起源
正文
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中，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北至黄河、南至汉江和南襄盆地、东至京杭大运河、西至伊洛盆地西缘的河洛地区，至迟从仰韶时代早期开始，形成了相对独立、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历经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这支考古学文化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尽管文化面貌不断变化、分布范围盈缩消长，但在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中，始终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自成一体的文明演进节奏，在历史文化的层面上可以称为河洛文化，其分布区域可以称为河洛文化区。由于该文化区奠定了二里头文明的基础，因此明确河洛文化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系统中的独立地位，对于从区域文化角度深入研究其独特的文明化进程、文明起源的模式和动力机制，以及中原文明起源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河洛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
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大致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8000BC—6500BC）、中期（6500BC—5000BC）和晚期（5000BC—1800BC）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新石器时代早期，河洛地区分布着以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李家沟文化以压印纹直腹筒形器为代表的陶器风格，是万年以来北方筒形罐文化传统分布的南部边缘。
贾湖一期文化遗存最早年代接近公元前7000年，是河洛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贾湖一期文化遗存是南方圜底釜文化系统与北方筒形罐文化传统在河洛地区融合的结果，奠定了河洛地区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混作模式的生业传统。贾湖一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过去认为主要集中于豫中南部的沙澧河与洪河流域，但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目前可知，向北可达许昌地区北部的长葛石固遗址、颍河上游地区［1］，西北方向则进入了伊洛盆地西部的沿黄地带涧河流域，向南分布已达南阳盆地、汉水中游地区。
继起的贾湖文化是河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最为强盛的考古学文化。骨笛、类文刻符、龟灵崇拜、绿松石加工装饰等精神文化遗存显示出贾湖文化的发展高度。从贾湖文化早期开始，鼎类器物大量出现，鼎和夹砂罐成为贾湖文化的主要炊具。贾湖文化是目前已知东亚大陆最早的鼎的发明者和使用者。鼎类器物的发明和大量使用，奠定了河洛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传统，影响十分深远。贾湖文化的强盛还表现在其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上。正是在贾湖文化的影响下，在贾湖文化晚期，嵩山东麓出现了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和贾湖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裴李岗文化炊器少鼎多罐，从发展高度上来看，未达到贾湖文化的水平，而且分布地域也远小于贾湖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入了繁盛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仰韶时代（5000BC—2900BC）和龙山时代（2900BC—1800BC）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仰韶时代，河洛地区首次出现了文化面貌相对统一的考古学文化，以大河村遗址为代表的大河村文化成为河洛地区的主体文化，这是以贾湖文化为主体、贾湖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大河村文化的文化特征为：陶器以鼎、罐、盆、钵为基本组合，鼎和夹砂罐是主要炊具。这一陶器的基本组合是在贾湖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只是少了贾湖文化盛行的壶类器物，但以鼎和夹砂罐为主要炊具的文化传统被完整继承了下来。大河村文化早期、中期，主要分布在崤山-熊耳山以东、今京广铁路线一带以西、黄河以南、汉江以北的二级台地向三级台地的过渡地带。晚期，其影响力扩大，和大汶口文化在豫东和皖西北地区交错分布、相互融合，对于该地区以永城王庄遗址、亳州富庄遗址为代表的一类独具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上开启了豫东、皖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中原化进程。
龙山时代早期受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北上的影响，河洛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汉水以北、南襄盆地成为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大河村文化的下王岗类型转变为屈家岭文化青龙泉类型；大河村文化的大河村类型演变为“大河村五期文化遗存”，被迫向东和向西发展，在豫东和皖西北地区形成了段寨类型文化遗存（即所谓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2］；在豫西和晋南地区则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3］。由于段寨类型的分布区域处于大河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分布区之间，其文化面貌呈现出东西融合的特点，大汶口文化因素比较浓厚，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大汶口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即尉迟寺类型。但深入分析却发现，段寨类型中，陶器中的炊具是以鼎和夹砂罐为主，从考古学文化传统的分析角度看，这是以大河村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传统。另外，段寨类型中的排房建筑、儿童瓮棺葬等也都是中原文化的传统，和大汶口文化差别较大。因此，段寨类型的出现，标志着淮河中游地区的豫东和皖西北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原文化系统。
龙山时代晚期阶段，豫中地区的大河村五期文化遗存发展成王湾三期文化，并衍生出了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豫东和皖西北地区的段寨类型则演变为中原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分布范围扩大到了鲁西南地区；随着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衰落，汉江以北、南襄盆地成为中原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区，重回中原文化系统。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空前壮大。龙山时代晚期，豫中地区的煤山类型和豫东、皖西北的造律台类型文化整合空前剧烈，以造律台类型为中介，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大量出现在煤山类型之中。龙山时代晚期，河洛地区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文化整合和政治整合，奠定了二里头文化产生的物质、人群和文化基础。
二、河洛文化区
关于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许多学者进行过论述。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曾著文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以晋陕豫邻境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2）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3）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4）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4］。从苏秉琦先生的这一划分可以看出，河洛地区正处于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区和长江中游三个大的文化区的中间位置，至于其归属于哪一文化区则没有明确说明。
严文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原文化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其空间范围大体包括河南大部、陕西关中地区、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划分中，河洛地区被包括进了中原文化区［5］。
首先明确提出河洛文化区概念的是靳松安先生。他认为：“河洛文化区是中原文化区的核心区域，在地理分布上，它主要包括黄河中游和洛水流域的广大区域，也就是狭义的中原地区，即现今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他还进一步将河洛文化区划分为六个地理单元：豫西三门峡盆地区、豫中山地丘陵盆地区、豫西南南阳盆地区、豫南山地丘陵区、黄淮平原区和华北平原区［6］。可以看出，靳松安先生所说的“河洛文化区”基本上等同于严文明先生所说的中原文化区，但去掉了河北中南部、陕西关中地区和晋南地区。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复杂性逐渐被认识。建立在大仰韶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中原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越来越无法解释这一地区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戴向明先生、赵辉先生等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对所谓的“中原文化区”提出了异议［7-8］。李新伟先生更是认为：“在整个史前时代，‘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的‘中原’几乎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区。”［9］解构中原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动态。
笔者认为，中原中心论的解体，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进步，但遗憾的是，正如建立在大仰韶基础上的大中原语境对河洛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裹挟一样，解构中原也同样没有对河洛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辨析带来根本性变化。河洛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从大中原文化区中分立了出来，在解构中原的学者眼中，却又成为了东西分立的对峙区［9］，其文化性质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河洛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二里头文明诞生的物质、社会和文化基础。河洛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依据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和方法，笔者从考古学文化传统分析的角度对河洛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察。
新石器时代中期，河洛地区分布着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裴李岗文化和贾湖文化。前者以夹砂罐为主要炊器，后者则以鼎和夹砂罐为主要炊具。二者有各自的分布范围。虽然依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还无法建立这两种文化与该地区后续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之间的直接联系，但该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在吸收融合这两种文化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仰韶时代早期阶段，从大河村遗址前三期遗存、长葛石固遗址第五期遗存、淅川下王岗一期文化看，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鼎、罐、盆、缽，炊具以鼎、夹砂罐为主。其分布范围北至黄河南岸，南至豫西南南阳盆地，西至豫西三门峡盆地以东，东至今京广铁路附近区域，基本奠定了河洛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传统和分布范围。仰韶时代中期阶段，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遗址数量较早期阶段大大增加，分布范围和早期相比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受到豫西-晋南-关中文化区庙底沟文化的强烈影响，彩陶大量出现，有一定数量的尖底瓶。但陶器的基本组合没有变化，以鼎、夹砂罐为主要炊具的文化传统继续保持。仰韶时代晚期阶段，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进入繁荣期，出现了巩义双槐树、南阳黄山等大型聚落中心。种种迹象表明，河洛地区就是在此时开启了自己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彩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主题，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仰韶时代末期和龙山时代早期阶段，分布范围南部受屈家岭-石家河早期文化影响，有所缩小，陶器基本组合没有变化。但与此同时，在豫东和皖西北地区，以段寨类型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却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龙山时代晚期，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影响力扩大，南襄盆地重新成为其分布区，东部则由于造律台文化的影响，分布范围扩大到了豫东、豫南、鲁西南、皖西北等原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分布的地区。尽管这一时期和海岱地区、江汉地区文化交流频繁，出现了许多新的陶器器类，但陶器基本组合和以鼎、夹砂罐为主要炊具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河洛地区分布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鼎、罐、盆、缽，主要炊具组合是鼎和夹砂罐。换言之，河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有着共同文化传统，现在辨识出的各种考古学文化都是这一考古学文化传统的不同类型或不同发展阶段。
明确了河洛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文化传统，我们再来分析原“中原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原“中原文化区”包含的陕西关中东部、豫西和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是枣园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三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三里桥龙山文化，其基本陶器组合，仰韶文化时期以夹砂罐为主要炊具，龙山文化时期以夹砂罐和斝、鬲为主要炊具。和以鼎、夹砂罐为炊具的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传统不同，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原“中原文化区”包括的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地区，其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是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后岗二期文化。该地区的陶器基本组合，仰韶时代早期以鼎、釜为主要炊具；仰韶时代中期成为庙底沟文化分布区，炊具以夹砂罐为主，鼎少见；仰韶时代晚期是大司空村类型分布区，陶器组合中的炊具以夹砂罐为主。后岗二期文化时期，陶器组合中，炊具以夹砂罐为主，有一定数量的鬲、甗和斝，和河洛地区以鼎、夹砂罐为主要炊具的陶器组合不同，不属于同一支考古学文化。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渊源、特征鲜明的陶器组合和稳定的时空分布范围，在中国史前文化的格局中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予以重视，可以称之为河洛文化区。其萌芽于裴李岗时代中晚期，仰韶时代早期形成，延续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空间范围大致包括黄河以南、崤山-熊耳山-伏牛山以东、汉江以北、今京广铁路附近地区以西。在龙山时代，其范围则向东扩展到今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可以看出，鼎盛时期的河洛文化区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狭义的中原地区［11］。
三、河洛文化区是颛顼族团文化遗存
河洛文化区是祝融八姓早期分布的区域。李学勤先生在《谈祝融八姓》一文中论之甚详。他指出:第一，祝融八姓之说是可信的;第二，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北起黄河中游，南至湖北北部，其分布区域的中心就在春秋时期郑国所处的“祝融之墟”［12］。从李先生文中所绘祝融八姓分布图（图1）来看，正是河洛文化区分布范围。祝融八姓是颛顼族的后裔，这在《国语》《大戴礼记·帝系》《左传》《山海经·大荒北经》《史记·五帝本纪》中都有记载。
图1 祝融八姓分布
注：引自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河洛文化区考古学文化的特性与文献记载的颛顼部族经历吻合。根据上述文献记载，颛顼是黄帝部族后裔，在徐旭生先生的划分中，属于华夏集团成员，但《初学记》《吕氏春秋·古乐》《山海经·大荒东经》等文献又记载有颛顼帝少时被少昊部族孺养、佐少昊执政又回到中原为帝的传说。《吕氏春秋·古乐》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颛顼生在中原的“若水”，但又曾经身处东夷部族的“空桑”。这又说明颛顼部族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河洛文化区考古学文化是以鼎和夹砂罐为主要炊具，这种文化传统从距今8500年的贾湖文化早期开始，一直保持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与河洛文化区毗邻的西部豫西-晋南-关中东部文化区(华夏集团)主要以夹砂罐为炊具，东部海岱文化区(东夷集团)则长期保持着以鼎为主要炊具的传统。从考古学文化实际看，河洛文化区地处两大文化区之间，其考古学文化与这两大区域强势文化的互动频繁，其以鼎和夹砂罐为炊具的文化传统兼具这两大文化区考古学文化的特点。这种或在华夏、或在东夷的考古学文化特性，和文献记载的颛顼部族的传说高度吻合，说明河洛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很有可能就是颛顼部族活动的遗存。
遵循以已知求未知的方法，可以推断出河洛文化区考古学文化的族属。中国考古学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晚期夏部族的文化，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时代晚期遗存是夏部族的早期文化，以造律台文化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是有虞氏部族创造的文化［13］。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尽管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其都以鼎和夹砂罐为主要炊具，具有共同的考古学文化传统，是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从文献记载看，夏后氏和有虞氏这两大部族都自认是颛顼部族的成员。《孟子·离娄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有虞氏似乎是东方文化区的夷人之属。但《国语·鲁语上》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有虞分明又是中原文化区的华夏集团所属。从这些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学文化的考察都可以看出，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是颛顼族团在龙山时代晚期最重要的两大部族。正是这两大部族在龙山时代晚期的互动、整合，诞生了二里头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我们确知的颛顼族团的文化创造。由此向上追溯，与它们具有相同考古学文化传统的河洛文化区仰韶时代和裴李岗时代的文化，自然也可能是颛顼族团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四、河洛文化区与中国史前文化格局
河洛文化区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河洛地区是东亚大陆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发生最早的地区之一。以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万年以上。以贾湖遗址第一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绝对年代接近距今9000年，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定居农业聚落形态。距今8500年左右，贾湖文化早期，鼎类器物大量出现，以鼎和夹砂罐为主要炊器的考古学文化传统形成。这一考古学文化传统随着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其时空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二里头文化。其考古学文化传统形成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在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中，是具有独立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区。
河洛文化区地处豫西-晋南-关中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和江汉平原文化区之间，在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中，是文化交流最频繁、文化互动最剧烈、辐射和吸纳最广泛的文化区之一，是中国史前文化互动格局的枢机地区。
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贾湖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向周边地区强势扩张，在汉水上游和渭河流域、豫北冀南地区和海岱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这些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韩建业先生将其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14］。仰韶时代中期，河洛文化区在典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强烈影响下，依然保持了自己的考古学文化传统，同时和大汶口文化在豫东和皖西北地区交错分布，开启了这一地区中原化的进程。龙山时代，海岱文化区、江汉平原文化区和豫西-晋南-关中文化区以河洛文化区为枢机，展开了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互动最深彻的文化大交流。河洛文化区和江汉平原文化区在汉江以北、南襄盆地的反复争夺，说明此时河洛地区和江汉平原的族群关系是激烈竞争的状态。段寨类型和造律台文化在豫东、皖西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崛起，却表明此时河洛地区和海岱地区的交流绝非“大汶口化”和“龙山化”的单向文化输出，而是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和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双向奔赴和“互化融合”［15］。河洛文化区和海岱文化区的交流融合，对二里头文化和夏王朝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中大量东方因素的出现，也与河洛文化区东方化的过程密不可分。张海先生指出，在中原（即河洛地区）东、西两个方向上，存在两个“半月弧”地带（图2）。“处于东西两个‘半月弧’地带之间的中原地区，在仰韶至龙山的过渡期首先接受来自‘东半月弧’的影响，自龙山晚期开始“西半月弧”地区也开始加强对中原的作用，并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中后期，二者共同深度参与了中原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16］河洛文化区在中国史前文化交流中的枢机地位跃然纸上。
图2 东、西半月弧带分布
注：引自张海、赵晓军《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
河洛文化区是中原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17］。在二里头文明诞生之前，中华文明起源处于多元发展的状态，各主要文化区都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区域文明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河洛文化区同样有着自己的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历程。河洛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开始于仰韶时代晚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郑州西山城址、南阳黄山遗址等中心聚落，更出现了巩义双槐树遗址这样的大型政治中心。从现有考古学材料观察，河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是在社会阶层没有充分分化的前提下发生的。无论是仰韶时代晚期的双槐树遗址还是龙山文化时期林立的城池，其“一贫如洗”的墓葬和宏伟的公共建筑所表现出的反差都让人瞠目，这是文明起源的特例还是另一种模式，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在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中，河洛文化区虽然文化发展水平与周边文化区相比并无优势可言，但正是在这个地区，奠定了二里头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大型公共建筑中轴对称和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与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的大型宫殿式建筑、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一脉相承，表明河洛文化区不仅提供了二里头文明兴起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有着自己的文化价值追求和社会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河洛文化区是中原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
二里头文明的诞生，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划时代事件。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文明的形成，是以河洛文化区为基础，内部长期整合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文明的诞生，和其他区域文明一样，本质上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域内不同血缘组织竞争整合的结果［18］。从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晚期，河洛文化区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统合整个考古学文化分布区的政治中心，和海岱地区一样，处于多中心竞争的古国时代。在二里头文化诞生的前夜，这种内部的整合变得更加频繁。分布于淮河上游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和豫东、皖西北、鲁西南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之间的文化和政治整合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造律台文化为中介，大量东方文化因素进入中原地区，成为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来源。需要指出的是，二里头文化中的东方因素，并非直接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头夏文化中的东方文化因素，主要的是受造律台文化的影响，或是通过王湾三期文化间接地受到造律台文化的影响，很少部分才是直接受到东方文化区龙山文化的影响。”［19］董琦先生还认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还存在着一个虞舜时期。邹衡先生也指出：“犹如周礼继承商礼和商礼继承夏礼一样，夏礼可能是继承虞礼而来的。”［20］可以说，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龙山时代末期，河洛文化区内部两大部族夏后氏和有虞氏竞争融合的产物。夏承虞礼，文明乃成。二里头文化的诞生，结束了河洛文化区的古国时代，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迈上了王国文明的新阶段。
五、结语
在既往的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中，河洛地区一直被视为所谓的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演进历程没有得到有效的辨识和整体考察。究其原因，是对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文化传统认识不够充分。河洛文化区在我国史前文化发展和中原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是中原文明的史前基础。河洛文化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族属性质是颛顼族团的文化遗存。总之，确立河洛文化区在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中的独立地位，为从整体上考察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历程提供了新的基础，对进一步明确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明辉.裴李岗时代的文化与社会［D］.上海：复旦大学，2013.
［2］段宏振，张翠莲.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初论［J］.中原文物，1992(1)：43-46.
［3］罗新，田建文.庙底沟二期文化研究［J］.文物季刊，1994(2):11.
［4］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5)：10-17.
［5］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3)：38-50.
［6］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
［7］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J］.考古学报，1998(4):389-418.
［8］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J］.文物，2000(1):41-47.
［9］李新伟.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J］.南方文物，2020(3)：1-13.
［10］王文华.考古学文化传统与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C］//学而述而里仁: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6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186-187.
［11］薛瑞泽.中原地区概念的形成［J］.寻根，2005(5)：3.
［12］李学勤.谈祝融八姓［J］.江汉论坛，1980(1):74-77.
［13］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J］.文物，1983(4):50-59.
［14］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J］.中原文物，2009(2):11-15.
［15］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J］.中国社会科学，2022(1)：132-157.
［16］张海,赵晓军.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J］.中原文物，2021(6)：68-81.
［1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满天星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6.
［18］赵辉.“古国时代”［J］.华夏考古，2020(6):109-117.
［19］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69.
［22］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05.
原载于《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实盘正规配资开户
发布于：河南省